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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历史上最完美的皇帝是谁为何称他最完美_a

发布时间:2020-01-17 02:08:11

中国历史上最完美的皇帝是谁?为何称他最完美?

如果把皇帝也作为一个普通人看待,那么我想,朱祐樘可能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皇帝了。首先作为一个男人,他是一个用情专一的男人,他的一生只取了一个老婆,那就是他的皇后张皇后。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另一个皇帝能做到。同时,他又是一个心地宽容,知恩图报的皇帝。他的亲生母亲被他老爹的宠妃万贵妃害死,他自己也差点被万贵妃所害,但是在他即位以后,却没有追究万贵妃的家人(那时万贵妃已死),只是把他们罢官了事。再则作为一个皇帝,他实在又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好皇帝,在他在位期间,扭转了明朝从英宗以来的颓势,国运蒸蒸日上,四野清平,使明朝的国势重新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。史称“弘治中兴”。可以说,这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缺点的一个皇帝,所以我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完美的一个皇帝。

自公元1488年至1505年,年号为弘治。在位皇帝是孝宗,名朱祐樘,宪宗的第三个儿子。他18岁即位,36岁去世,在位18年。弘治一朝,既无权臣、宦官或后宫的专权,也很少弊政。所以,弘治朝在明代历史上被称为政治最贤明的时期,孝宗也被史书描绘成一位贤君。晚明学者朱国桢就说:“三代以下,称贤主者,汉文帝、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。”认为孝宗是夏商周三代以后,与汉文帝、宋仁宗相比肩的贤主,评价很高。

《明史》对孝宗的评价也很高,主要有八字,即“恭俭有制、勤政爱民”。他的勤政、宽容、尊礼儒臣、体恤民生,使他赢得儒家士大夫的一致好评,被视作明代历史上最符合儒家伦理的君主典范。他接受儒家士大夫们的劝谕,并尽可能遵照他们的要求去行事,因此,也有将他比作周成王,意思是能够听从周公(儒家士大夫以周公自比)的辅导。从个人修养来看,孝宗并不像他的父亲一样,一味迷恋于房中术,而是在诗、琴、画上的造诣颇深。在治国方面,孝宗任用大臣、修明制度、体恤民情,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明代历史上的中兴盛世,而盛世的人文也很有可观之处。

孝宗的个人修养,首先得益于他较早地合法取得了皇太子的地位。他6岁就被父亲宪宗立为太子。9岁的时候,就出阁讲学了。皇太子出阁讲学,是接受正规教育的开始。担任教育职责的官员一般都是学养深粹之人。例如,担任朱祐樘的讲读官中,就有彭华、刘健、程敏政等人。彭华是江西安福人,依附万安,品行不是很好,但毕竟是景泰五年的状元;刘健是河南洛阳人,与明初的理学大师薛瑄的弟子阎禹锡、白良辅一起学习,据说是“得河东薛瑄之传”的;程敏政是南直隶的徽州府休宁县人,10岁被人称作神童,荐入翰林院里读书。

据说,当时辅导东宫太子读书的人中,学问最渊博的就算程敏政了。单举这三个人,就可以知道宪宗对于皇太子教育的高度关注。皇太子一旦出阁讲学,之后除了大风雨雪天气以及酷热与严寒,每天都必须举行讲读。讲读的内容是四书(即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和《孟子》)以及经、史。一般的形式是上午先读,下午再讲。讲读的地点,当时是在文华后殿。除了读书之外,皇帝还必须练字,由专门的侍书来辅导,春、夏、秋三季每天写100字,冬天每日写50字。因此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是集天下之英才来对皇太子进行教育。所以,孝宗从9岁出阁讲学到18岁即位,整整接受了非常正规的9年教育。

除了大臣对他的教育外,据说宫中太监覃吉对他的影响也很大。孝宗9岁的时候,老年的覃吉每天给太子口授朱熹的《四书章句》。正是在宫中、外廷的双重教育之下,年轻的朱祐樘才不至于像后来的明代帝王那样淫佚放纵。当然,按照古代对于皇帝的神化宣传,朱祐樘天性就是一个贤明的君主。据说,丧母时的朱祐樘虽然只有6岁,却会“哀慕如成人”。幼年失母,对于孝宗影响深远,也许孝宗后来的善良、温和、宽容,除了儒家的教育之外,还源于幼年时弱者的心态。孝宗在处理万贵妃一事上,最能体现他的宽容。尽管传说母亲纪氏是被万贵妃害死的,但是,当他即位后一位官员上疏要求惩办已死的万贵妃及其族人的时候,孝宗认为这样的做法是违背先帝的意愿,不愿接受。

然而,有趣的是,照儒家的教育,尤其是明代重视理学的气氛下,皇帝所具备的学识应当集中于对伦理的把握和对历史的领悟,而不是诗文、书画、琴瑟之类的小技。但是,在明代皇帝中,尽管孝宗在遵守儒家的伦理上做得算是最严谨的了,却不愿放弃他对于艺术的爱好。我们翻开《明史·艺文志》,可以看到孝宗有《诗集》5卷,可惜今天已经看不到了。明末清初的一位大学者钱谦益,编写了《列朝诗集》。其中明代部分就收入了孝宗的一首诗《静中吟》:

习静调元养此身,此身无恙即天真。

周家八百延光祚,社稷安危在得人。

坦率地说,诗写得并不好,前两句还有些养身术的气韵(弘治后期朱祐樘也开始迷恋斋醮、符箓),但后两句最合儒家学者“文以载道”的口味。据钱谦益说,诗歌是从弘治朝臣李东阳的《麓堂集》里摘抄出来的,并且连带着将大诗人李东阳的赞词一并抄了出来,其中几句说:“大哉王言,众理兼有,惟德与功,为三不朽。”

中国古代有“三不朽”的说法,指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孝宗既有诗集,真能合三不朽的美誉了。只因诗中还提到“周家八百延光祚”,指周朝800年的统治,所以使钱谦益还想到另外的比附。他想,孝宗不单可以比作汉文帝、宋仁宗,还是周成王———“孝宗皇帝,本朝之周成王、汉孝文也”!

除了在诗歌方面的兴趣,孝宗对于绘画、弹琴也很喜爱。清人姜绍书就提到孝宗爱好绘画与琴道的事情。在士大夫们看来,皇帝喜欢乐曲,恐怕将来会滑入贪图享受的深渊中。因此,一些专门负责纠察朝政的言官们就纷纷上疏,劝说孝宗不要耽于声乐,而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修养身心之上。孝宗总是表面上接受,私下里却对旁边的太监们说:“弹琴何损于事?劳此辈言之。”意思是说,弹琴与政务又有什么冲突呢,要你们多嘴。他本人对言官的劝谏虽不以为然,却也不以为忤,这正表现了他宽容的一面。

他还尽可能地避免来自士大夫们的批评。例如,他擅长绘画,宫中也有许多画师。有一次,他赐给画师吴伟几匹彩缎,害怕大臣们知道后没完地议论,对吴伟说:“急持去,毋使酸子知道!”意思是说,赶紧拿去,别让那些酸腐的书生们知道。孝宗之所以受到儒家士大夫们的一致称颂,主要在于他始终在表面上给士大夫们留下充足的情面。

践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

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曾写过一篇专门批评专制君主的文章《原君》,其中有“离散天下之子女,以奉我一人之淫乐”一句。大概中国古代的成年皇帝,很少有不淫荡的,大都三宫六院,嫔妃成群。明代的皇帝尤其如此。但有一个明代皇帝例外,那便是孝宗朱祐樘。有人说,他可能是中国皇帝中惟一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帝王。他的一生中只有一个皇后,而且没有其他的嫔妃。皇后张氏,兴济(今河北沧州市北)人。按照明代中期以后选后的制度,皇后一般都出身于平民之家。张氏的父亲张峦,原只是一个秀才,以乡贡的名义进入国子监,也就是说从地方学校保送进了国立最高学府读书,成为国子监生。张氏出身于这样的读书人家庭,家教自然还可以。成化二十三年(1487)二月初六日,张氏与时为皇太子的孝宗成婚。

同年的九月,张氏被正式立为皇后。张皇后在弘治四年(1491)的九月二十四日生下了皇长子朱厚照,即后来的武宗。朱厚照一生下来,面貌非常清秀,“粹质比冰玉,神采焕发”,举止非常。因此,孝宗对这个儿子非常疼爱,对于张皇后自然更是宠爱。晚明学者黄景昉说:“时张后爱最笃,同上起居,如民间伉俪然。”皇帝、皇后像民间的夫妇一样,每天一同起居。这在封建皇帝的私人生活中,真是少见。

身处粉黛成群的后宫中,孝宗这样的情形的确让人费解。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:

第一,孝宗本人性格温和,又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,对于男女之事没有特别强烈的兴趣。

第二,孝宗幼年为避万贵妃的迫害,6岁以前一直是秘密养育于宫中的安乐堂内。他对于嫔妃之间的争宠吃醋以及随之而来的宫闱斗争,可谓体会深切,有切肤之痛。所以,这可能是他不愿有过多嫔妃的一个原因。

第三,张后本人的性格也许较为活泼,对孝宗有足够的吸引力和约束力。史称张后“骄妒”,从后来她在政治斗争中扮演的角色来看,张后确实绝非庸常之辈。

第四,大臣谢迁的劝谏。本来,皇帝广纳嫔妃是极正常的事情,一般情况下大臣也不会反对。例如,成化朝的时候,群臣因为宪宗二十八九岁还没有儿子,竟纷纷上书要求皇帝广纳嫔妃。那么,谢迁何以会多此一举呢?事情是这样的。弘治元年(1488)二月,御马监左少监郭镛请预选淑女,等孝宗服除后在其中选两名女子为妃。当时的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谢迁就上言说:“六宫之制,固所当备。而三年之忧,岂容顿忘。今山陵未毕,谅阴犹新,奈何遽有此事?”意思是说,皇帝选妃,自然是应当的。但是,宪宗的陵墓尚未完工,皇帝居丧的草庐还是新的呢,怎么就谈起选妃的事来了?孝宗号称以孝治天下,曾经定下了为宪宗皇帝守孝三年之制———“三年不鸣钟鼓,不受朝贺,朔望宫中素服”。因此,谢迁既有这么一说,选淑女以备嫔妃之选的事情就搁置下来了。

后来主编《孝宗实录》的焦芳借此非议谢迁,认为谢迁这样的举动是为了讨好当时的中宫张皇后。但是,也有人为谢迁辩解说,谢迁谏选淑女,不是禁止孝宗这么做,而是请皇帝缓一缓再做,其实也合情合理。但无论如何,因为谢迁这么一来,后来选妃的事虽屡经提起,却都没有得到孝宗的同意。因此,成化二十三年始成为太子妃的张氏,非但在同年孝宗即位后正式成为皇后,而且集专宠于一身,直到孝宗去世。

孝宗夫妇的伉俪情深,虽然令人羡慕,却对弘治朝以及后来的政治格局,发生了一些影响。从孝宗本人的意愿看来,这些影响应当都不是他所想看到的。

第一,弘治夫妇感情之专一,造成了皇帝的子嗣相对地较少。张皇后一生中为孝宗生了两子三女。但是,皇二子朱厚炜与皇长女太康公主,先后夭折。因此,孝宗只有朱厚照一个传人。后来朱厚照又没有儿子,所以孝宗的血脉便绝了。这在16世纪初期的一些大臣们看来,一个如此贤明的皇帝竟然无后,实在是令人痛心。后来,一帮大臣非要继朱厚照之位的世宗称孝宗为“皇考”,不无有这种为孝宗立后的心态在。孝宗单传,武宗无子,世宗以藩王身份入继,这种情况引发了明代中期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———大礼议,对明中后期的历史影响深远。

第二,孝宗夫妇感情的专一,造成了弘治朝外戚张延龄、张鹤龄的跋扈。所谓一人得道,鸡犬升天。张氏成为皇后且受宠于孝宗,给张家带来了极大的荣华富贵。父亲张峦在弘治四年(1491)进封为寿宁伯,不久封侯,死后追赠为昌国公。张皇后的两位弟弟,也先后受封。

张鹤龄继承了父亲张峦的封爵为寿宁侯。张延龄初封建昌伯,在弘治十六年的时候(1503)也进封为建昌侯。孝宗还在皇后的家乡兴济为张家立家庙。据说张峦还未因女儿的大富大贵而跋扈,仍然非常尊重读书人,礼敬士大夫。但是,张鹤龄、张延龄兄弟以外戚骤然富贵,不免气焰嚣张,纵容家人掠夺民田,鱼肉乡里,干一些犯法的事情。大臣们纷纷向孝宗提意见,要求追查张氏兄弟的违法之事。于是,孝宗派侍郎屠勋和太监萧敬去查实。但是,事情查实了,却没有办法处理,因为皇后不同意处理她的兄弟。

而且,皇后生气了,孝宗也得跟着假装生气。事后,孝宗将萧敬找来,对他说:“你们说的我都相信。”然后,赐给了萧敬一些银子,这件事情就算不了了之。当时的大臣中,像李梦阳、吴世忠,都差点因为弹劾张氏兄弟而获罪。

大臣们纷纷向孝宗提意见,要求追查张氏兄弟的违法之事。于是,孝宗派侍郎屠勋和太监萧敬去查实。但是,事情查实了,却没有办法处理,因为皇后不同意处理她的兄弟。

也许,在孝宗看来,张氏兄弟虽然有过错,但毕竟是皇后的弟弟,所以一般的小过错能宽免就宽免了。当然,他也知道放任张氏兄弟的后果,所以希望通过自己的教诲来使二人收敛。有一次,皇帝游幸南宫,皇后、太子、皇后的母亲金夫人以及张氏兄弟陪同。席间,皇后、太子及金夫人离席。孝宗便将张鹤龄单独叫来。人们远远地看到张鹤龄摘下乌纱帽向皇帝叩头。从此以后,张氏兄弟的行迹较为收敛。张氏兄弟,后来在正德朝和嘉靖朝之交接期间,因为拥护世宗登位,曾经非常受世宗的宠幸。但是,二人最后的命运让人嗟叹:张鹤龄被关在狱中死去,张延龄被杀于西市。这固然有世宗忘恩负义的因素,但二人的骄横无法,无疑是授人以柄。

张氏的晚景凄凉,不堪言说。先是失去了丈夫孝宗,而后失去儿子武宗,再遭侄子世宗之逼迫,不得不哀求世宗放过自己的两位弟弟。但是,在她生前,张鹤龄死于狱中。她死后的第五年,张延龄被杀于西市。皇权的尊贵与无常,她都有切肤之感!

用人唯贤的有道之君

孝宗开创了明代的中兴盛世,其治国方面可值称道的东西很多。要详尽地展开叙述这些政事,却不容易。简要言之,孝宗的治国方略

,核心即在任用大臣。

弘治一朝,名臣辈出。内阁的大学士、六部的尚书,都是贤明有能的道德君子。刘健、谢迁、邱濬三位大学士,六卿之长吏部尚书王恕,都是著名的学者与能臣。成化年间有一句谚语:“纸糊三阁老,泥塑六尚书。”那意思很明白,大学士万安、刘吉、王翊以及六部尚书,都不过是一些无能之辈。反观弘治朝的阁、部大臣,则是人才济济。

我们看到,成化二十三年(1487)十月,即位才一个月,就罢免了品格不好的万安,选用徐溥入阁;十一月,又录用刘健入阁;弘治四年(1491)邱濬入阁;弘治八年(1495),邱濬死后任用谢迁、李东阳为阁臣;弘治十四年(1501)九月秦濬入阁。徐溥是当时的南直隶宜兴人,弘治五年(1492)后任首辅大学士。徐溥的辅政风格,讲究“安静、守成法”,与孝宗的性格有契合处。而且,徐溥与同僚谢迁、李东阳等人之间,不存在权力斗争,相互间配合得很好。

大臣之间的和睦相处,自然能够形成一种与皇权相制衡的“文官”权力。这种格局,在弘治十年(1497)曾经非常有效地纠正了皇帝的出轨行为。弘治十年(1497)二月,徐溥等人向皇帝上疏,要求皇帝远离诱使皇帝斋醮的宦官李广,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处理朝政和接触儒臣上。原来,从弘治八年(1495)起,已经做了8年好皇帝的孝宗,据说“视朝渐晏”,就是上朝上得晚了一些。这在儒臣们看来,是皇帝走向堕落的初步。但是,与绝大部分明代皇帝不同,孝宗能够非常谦虚地接受大臣们的意见,就在弘治十年的三月于文华殿召见了内阁大学士徐溥、刘健、李东阳、谢迁,集聚一堂共商政事。议事完后,皇帝赐诸位大臣吃茶,然后散去。召见大臣,面议国事,在当时被称作为“盛事”。终弘治一朝,从《明史·孝宗本纪》中的记载看,除这一次首开先例外,大概先后还有过四次。像这样召见阁臣面商国家大事,其对于大臣们的激励作用是可以想见的。所以,一方面,可以看出弘治一朝君臣关系之和睦,另一方面,也可以看作是孝宗对于儒臣的信任。

内阁大学士之外,弘治一朝的六部大臣,也都是正人君子。例如,吏部尚书王恕在弘治一朝的政治中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王恕,字宗贯,号石渠,陕西三原人。他在成化朝的时候就因平大藤峡瑶民起义、安抚荆襄流民而名满天下了。但因为敢于直言,得罪了汪直,一直只能在南京做官。南京虽然也是明代的两京之一,但是南京的六部,实际上只是闲官。嘉靖朝的吴廷举,曾经因授职南京工部尚书上疏辞职,就引了白居易和张泳的诗来说南京官职之闲———“月俸百千官二品,朝廷雇我作闲人”、“幸得太平无一事,江南闲煞老尚书”。

但是,王恕在南京尚书任上仍然是敢于言事。成化末年,官场上有“两京十二部,独有一王恕”之说。所以,孝宗一即位,就听从群臣的推荐,召王恕为吏部尚书。在不设宰相的明代,吏部尚书是诸卿之长,掌管对官员的考察与任命,权势颇重,高于其他各部。王恕在吏部,所荐用的都是正人君子。据说,王恕曾带着他的第七个儿子王承裕到京城。王承裕每天为父亲接待来访的朝臣名士,和他们交谈,然后将自己的观察原原本本地告诉父亲。所以,从成化二十三年(1487)十一月至弘治六年(1493)王恕退休回家,他得人善用,培养了许多人才。继王恕之后任吏部尚书的大臣中,马文升也声名甚盛。李东阳后来有诗,称赞孝宗之善待人臣,其中有一句说:“近臣常造膝,元老不呼名。”说明孝宗对待大臣总像是对待家人一般亲切。

在信任大臣之外,孝宗又要求加强对臣工们的考察,这便涉及到一个完善考察制度的问题。孟森曾说:“明之一代立法创制,皆在太祖之世。至孝宗朝,始有修明之举。”意思是说,明代的制度基本上是在明太祖朱元璋统治的时候就已经奠立,后来的皇帝中能够提出较贤明的政治制度的,也就是孝宗。所以,孝宗一直被视为中兴之主。弘治一朝中的制度建设,主要体现为会典的编修与京官六年一察制度的设定。

明代的制度基本上是在明太祖朱元璋统治的时候就已经奠立,后来的皇帝中能够提出较贤明的政治制度的,也就是孝宗。

会典是一种典章制度的汇编。弘治十年(1497),他下令编撰《大明会典》。编修的总裁为当时的大学士徐溥。经过5年的时间,《大明会典》在弘治十五年(1502)完成。应当说,会典的编定,为弘治朝的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基础。正是在这个基础上,孝宗有过许多的制度创设。例如,太庙制度即规定太庙的庙制为“各室一帝一后”。

弘治十七年(1504)六月,命南北两京五品以下的官员六年一考察。这项制度,一直沿用到了明亡。六年一次的考察,在明代后期往往成为党派斗争的焦点。因为,一旦经由考察而落职的官员,就很难有机会再做官了,等于是再无翻身的机会了。因此,各种政治力量总是利用把持考察的机会打击对立面。当然,这是初设制度的孝宗所没有想到的后果。但是,在当时,京官六年一察制度的实施,对于整顿官场的颓弊,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在明代的皇帝中,孝宗最为仁慈。他对于救荒的工作非常重视,要求各级官府都要设立常平仓,以应付灾荒。在刑罚方面,他要求慎重施刑。在他的这种要求下,一些素以残酷闻名的特务机构如锦衣卫都变得仁慈起来。所以,弘治一朝,政治清明,经济发达,文化上则出现了李东阳的茶陵诗派、邱濬的理学,号称太平盛世。

弘治十八年(1505)五月初七日,孝宗去世。据说,孝宗因为偶染风寒。太监张瑜、太医院使施钦、院判刘文泰、御医高廷和等人不诊视就开药,致使孝宗误服药物,鼻血不止而死。死前,遗命大臣:“东宫年幼,好逸乐,先生辈善辅之。”时儿子朱厚照年15岁,后来继朱厚照之后而入承大统的侄子朱厚熜(cōnɡ)还未出生。当时,“深山穷谷,闻之无不哀痛”,“哭声震野”。同年十月,孝宗被安葬在泰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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